摘要：
石家庄赵子龙、驻马店袁绍、枣庄兰陵王的“梗”是怎么来的？古代女性的“贞洁观”是如何诞生的？石家庄赵子龙、驻马店袁绍、枣庄兰陵王的“梗”是怎么来的？石家庄赵子龙，驻马店袁绍对应的不应... 石家庄赵子龙、驻马店袁绍、枣庄兰陵王的“梗”是怎么来的？
石家庄赵子龙，驻马店袁绍对应的不应该是枣庄王高长恭，而应该是枣庄诸葛亮，或者枣庄王朗吧，亳州曹操，北京张翼德，杭州孙坚，绥德吕布，只有刘备的老家到现在还是叫涿州，没有变化。
不过石家庄在汉末的时候，还是叫常山，驻马店还叫汝南，枣庄还叫琅琊。而且，这些名字和古代的名字不一定能完全对应的上，因为行政区划不仅是经常改名字，更是经常回调整辖区范围。
比如曹操的老家是谯，但是谯原本是县，属于沛国管辖，所以曹操当时自称一般都是沛国樵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曹操称魏王以后，才又调整了行政区划，单独设置了谯郡。比如后来的桓温，就是谯国龙亢人。
汉朝的郡和国是同级，都是相当于今天的省级行政单位的级别。比如张翼德自称燕人，就是因为燕在汉朝也是封建王国。刘备后来曾任平原相，三国演义给弄成了县令，其实是错误的，因为平原也是封建王国，平原相等于是厅局级干部，不是县处级。
郡县制所说的郡，在汉朝是一级地方行政区划单位，也就是今天的省的级别。虽然当时已经有了刺史部，也就是州，但是这个属于监察区，不属于常设的行政区划单位。所以，赵云自称常山赵子龙，也就是说我是河北人的意思，汝南袁绍也就是今天说的河南袁绍。
当然，因为历史上的行政区划调整非常频繁，所以原来的很多情况就变了。比如曹操的档案和***上肯定要写籍贯是沛国谯人，但是沛县现在隶属于江苏徐州，而谯县已经是隶属于天的安徽亳州了。所以，曹操等于从江苏徐州人，变成了今天的安徽亳州人。
与此类似的还有吕布。吕布的籍贯是五原，五原在汉朝也是郡，但是五原对应的地名再今天的鄂尔多斯，而吕布出生的县是在今天的陕北榆林下属的绥德。也就是说，在汉朝的时候，吕布还是个内蒙人，但是今天就是陕西人了。
此外，籍贯这个标准写法实际上从古至今一直都没有变化，也就是精确到一级行政区下面的县。比如曹操的档案上在汉朝要写沛国樵人，而在今天就要写安徽亳州，诸葛亮的籍贯也是要写山东枣庄。颍川司马懿当时的档案要写河内温县，而今天要写河南焦作。
当然，刘备有些变化。他原本是燕国涿县人，也就是北京人，虽然说是河北郊区，那也是北京户口，子女在北京参加高考的。现在就不行了，成了河北人，进北京也要办进京证的，子女就只能在河北参加高考了。
古代女性的“贞洁观”是如何诞生的？
在春秋时代一直到北宋年间，社会风气是很开放的，春秋时期的士大夫很多都找了二婚甚至多婚的女性；
秦汉时期风气也很开放；秦始皇的母亲曾经是吕不韦的小妾，这样嬴异人也不嫌弃；汉武帝的母亲曾经是金天孙的妻子，而且还为金天孙生了一个女儿，这样汉景帝也不客气的收下了。曹操更是***专业户，只要是打败了对手后，怕对手的妻子无依无靠，把对方的老婆孩子一块接过来养着。
到了唐朝就更开放了；李治连身为小妈的武则天都收到后宫了；后面更李隆基扒灰，连自己的儿媳妇儿都不放过。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确实开放到了极致。后周的皇帝郭威，连续娶了好几个寡妇，不是寡妇还不要。
到了宋朝突然贞洁观就来了，很多女人都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，那么这是为什么呢？其中有重要的两点。
第一就是程朱理学的兴起；兴起的程朱理学强调压制人们的欲望，强调了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。朱熹后来的更是发展了程朱理学。更加在人性道德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，而这时贞洁观开始显现。
第二就是蒙古的入侵；元朝入主中原之后，为了统治中原，开始实行更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，要求百姓把自己家的人口数、姓名都贴在门上。元朝还会派蒙古士兵入驻村子，充当一个村的监管。让人气愤的是，元朝士兵有一种初夜权，就是娶了老婆要先送到这个监管家里过一夜。这种事情大大***了百姓的神经，他们把这种夺走贞洁的事情视为奇耻大辱，久而久之，对贞洁观就更看重了。
中国的女人自由的解放自己的“双脚”，似乎也没有多少年。孙中山在民国建立后，开始推行《劝禁妇女缠足令》，其辐射范围也仅仅几个有限的大城市。而除此之外的广大农村，几乎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。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，政局稳定，妇女解放运动才真正的开展起来。
即使如此，五十年代很多穷乡僻壤乡照样有“裹脚者”。如此算来，中国的妇女被当成平等的一员，也不过才一个甲子多。正是因为妇女解放的时间不长，所以经常会出现一些封建沉渣时不时的“回光返照”，例如某老妇大谈“三从四德”，某些网络评论支持“裹小脚”。
前些日子，河北某地的学校，又出现要求女学生将露出脚踝的裤子放下，据称是“为了健康”。暂不提，中医“寒从脚起”“血气受损”等等“玄妙”说法，单看这“一片苦心”，听起来就很有意思。 不管是“三从四德”的沉渣泛起，还是“为了健康”的“放裤脚”，背后统统藏着一个幽灵，那就是数千年来的“贞节”观!而这个“贞节”观的主导者就是落后腐朽的礼教。翻看中国历史，文化越是没落，社会越是封闭，“贞节”的噪音越是强烈。
隋唐时，中国处于封建的社会的上升阶段和繁荣时期，不仅在政治制度、民族政策、外交关系等方面，而且在妇女的道德约束也颇为开放。儒家的传统“三从四德”虽然对社会有一定制约，但是，在强大的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之下，传统的“贞节”观受到了动摇。最能体现这种开放特点的莫过于妇女的“改嫁”。隋炀帝的妹妹兰陵公主“初嫁王奉孝，后来嫁柳述”，社会上也并没有“有违道德”看法。到了唐朝，上层妇女更是不以再嫁为耻。
根据《唐书·公主列传》的记载，当时再嫁的公主有二十八人，其中嫁过两次的占二十五人，嫁过三次的也有三人。统治阶级如此，民间的百姓亦然。除此之外，隋唐的婚嫁风俗的开放还表现在青年男女择偶的相对自由、男女关系比较随便以及民族婚姻频繁等方面。这种婚嫁状况与前朝的“从一而终”和后代的“饿死事小、失节事大”截然不同。 隋唐五代的寡妇改嫁，放到现在来看也是颇为“前卫”。唐玄宗时期，中书侍郎严挺之的妻子，在离婚以后，又嫁与蔚州刺史王元琰，后来又离婚，三嫁崔氏。当她嫁给崔氏之后，王元琰犯了罪，被严挺之搭救。唐玄宗怀疑严挺之徇私枉法，张九龄为严挺之辩护说：“此挺之前妻，今已婚崔氏，不合有情。”唐玄宗反驳道：“卿不知，虽离之，亦却有私。”最后，严挺之、王元琰都因此获罪，甚至张九龄也受到了牵连，丢掉宰相的职位，严挺之的妻子不仅三次改嫁，而且在离异之后，夫妻之间关系并未反目成仇，甚至前夫与后夫之间还保留着比较亲切的关系。
即使五代时期，中国的“贞节”观念也还保持颇为宽容的看法。后周的太祖郭威，一生四次婚姻，次次都是找的寡妇。郭威当“军校”(***之职的军官)时，娶了后唐庄宗的嫔妃柴氏为妻，死后追谥为圣穆皇后。这是郭威的第一次婚姻。柴氏去世后，郭威又娶了杨氏为妻，而杨氏此前嫁给石光辅，石光辅死后寡居。这是郭威的第二次迎娶寡妇。杨氏以后，郭威又纳张氏为继室，而张氏也曾经嫁给武从谏之子，后来寡居。这是郭威第三次娶寡妇。郭威称帝后，有董氏，为杨夫人乡亲，先嫁刘进超，后成寡妇。杨氏生前常称赞董氏贤惠，郭威又娶董氏为妻。清朝著名历史学家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说：“前后死娶，皆再醮妇”，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风气。
进入宋代，理学逐渐盛行，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的口号叫的震天响，可是程颐喊破喉咙的“饿死事小、失节事大”的“贞节”观，在宋代社会各阶层听来与现实格格不入，依然我行我素。尤其是女性对此并不留意。她们照样抛头露面，浓妆艳抹，在芸芸众生中寻找自己的爱情。当时女性的选择配偶和再嫁相对比较自由，加上宋代妇女在家庭中有相应的财产继承权，因此妇女再嫁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。男人娶已婚妇女为妻也不觉得低人一等。在宋代整个三百年间，即使理学***们一再强调“三从四德”的“贞节”观，但是，实际并没有对宋代老百姓有什么实质的影响。
元、明、清，“贞节”观念开始强化，并且向宗教化的方向发展。宋儒以来的倡导的礼仪规范，越来越深入到家庭和婚姻之中。再婚被看成耻辱，“守节”成为***嘉奖的行为。明清时期，所谓“贞女殉夫”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史料当中。《明史·列女传》中记载：“陈氏，祥符人，字杨瑄，未嫁而瑄卒。女请死，父母不许，欲往哭，又不许。私剪发，属媒氏置瑄怀。汴俗娉女，以金书生年月日畀男家，号定婚贴。瑄母乃以贴裹其发，置瑄怀以葬。女遂素服以居。亡何，父母谋改娉，女缢死。”类如这样的记载，明清史料中层出不穷，明清地方志也都有大量的记载。“贞女殉夫”现象的出现和增多，是“贞节”观泛滥的直接后果，也是“贞节”观宗教化的必然结局。不顾事实，不惜生命，愚昧麻木，守节的“贞女”只是成为封建***牺牲的托盘上增加了几份祭品而已。 历史潮流不可逆转，落后腐朽的旧道德***的阴魂虽时不时冒出头来，呼吸一下，以示自己的存在，但已经无法阻挡残害女性的“贞节”被彻底的砸烂。那些想靠着几句话或依靠权力推行“贞节”观的人们，最终得到的只是历史无情的嘲笑。
